上世紀70年代出生的重慶電影人張煉紅，從小就聽父母講述那段“跑警報”的歲月。

　　父親常提起最驚心動魄的一天：日機突襲，警報響起。他跳上一艘長江邊的小船，從渝中半島趕往南岸?？堪逗螅刂訛┮宦繁枷蛏缴?，在那里住院的妻子剛剛生產。他們抱著襁褓中的嬰兒，沖進附近的防空洞。

　　圖為電影《火鳳重天》的宣傳海報。(受訪者供圖)

　　幾十年后，這段既是創(chuàng)傷、又是見證的家族記憶，成為張煉紅耗費7年搬上大銀幕的動畫電影《火鳳重天》的情感核心。這不僅是一次創(chuàng)作，更是她對一個被不停追問的問題的回答——80年前的那場勝利，對今天的我們意味著什么?

　　用犧牲換來寶貴和平

　　1931年9月18日，日本關東軍炸毀沈陽柳條湖附近鐵路并嫁禍中國軍隊，以此借口炮轟北大營，進而侵占沈陽及東北地區(qū)，中國人民14年抗日戰(zhàn)爭由此開始。

　　1937年7月7日，盧溝橋事變爆發(fā)，日軍全面侵華。張煉紅的父母當時在北平讀書，隨學校西遷輾轉到重慶，卻依舊未能躲過戰(zhàn)火。

　　1938年起，日本對重慶進行無差別、地毯式轟炸，企圖“以炸迫降”，摧毀抵抗意志。這一在西方鮮為人知、持續(xù)6年多的大轟炸導致重慶3.2萬人直接傷亡。

　　日軍轟炸后的重慶，只剩下斷壁殘垣。有人死于炸彈，有人因窒息或踩踏葬身防空洞，街頭到處是呼喊著尋找親人的百姓。

　　張煉紅的父母畢業(yè)后，在重慶一所學校任教。那里聚集了許多孤兒。烽火連天，幼小的孩童被拋入深重的苦難之中。

　　1943年初春的夜晚，在一個只有半截屋頂?shù)母C棚里，8歲的程銘裹著破麻袋和爛棉絮，躺在七八個和他一樣無家可歸的孩子中間。

　　程銘回憶，他的父親和爺爺被日機投下的炸彈炸死。祖母帶著他逃到市郊躲避轟炸，每次聽到警報，祖母就會條件反射地抽筋。轟炸稍停，祖母帶他回家，看到房子已成一片廢墟，一下昏倒了，從此一病不起。祖母死后，全家就剩下程銘一人。

　　“我們要銘記侵略戰(zhàn)爭給人民帶來的災難。”他說。

　　從1931年到1945年，作為東方主戰(zhàn)場，中國付出了3500多萬軍民傷亡的巨大代價，抗擊了日本軍國主義主要兵力，為世界反法西斯戰(zhàn)爭勝利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。

　　戰(zhàn)爭無情地改變了許多人的命運，這些親歷者的故事，也在張煉紅的成長中留下深刻烙印。她常想，如果沒有那場被強加的戰(zhàn)爭，這些生命也不會逝去。

　　6月24日，在美國洛杉磯，《苦干》攝影師斯科特的兒子馬克·斯科特(右二)在首映前與家人合影。新華社發(fā)

　　多年后，張煉紅看到獲奧斯卡紀錄片獎的《苦干》。影片由美籍華裔藝術家李靈愛策劃，美國戰(zhàn)地攝影師雷伊·斯科特輾轉中國多地拍攝而成，用珍貴的彩色影像記錄了抗戰(zhàn)時期的中國。

　　張煉紅深受震撼，決定用動畫形式再現(xiàn)《苦干》的記錄，包括日機投彈、重慶大火、市民奮力撲救的場面。

　　今年6月，《火鳳重天》在重慶渝中區(qū)朝天門的一家影院首映。80多年前，日軍炸彈如雨灑下，這一繁忙的航運碼頭，幾近被炸成廢墟。

　　“這段歷史距今已經80年，但并不遙遠。人類面對的困境沒有根本改變。”她說，“遙遠的不是時間，而是共情的意愿。我們做這個片子，就是把老人講的故事變成年輕人懂的語言，緬懷消逝的生命，銘記和平的不易。”

　　邁向強盛國家的開端

　　3歲那年，出生在延安的景蕾第一次看到外公胸口的槍傷疤痕。她的外公曾是一名八路軍戰(zhàn)士。

　　“外公用孩子能理解的語言給我留下了抗日戰(zhàn)爭的第一印象，那就是落后就要挨打。”這位47歲的作家說。

　　抗日戰(zhàn)爭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反抗外敵入侵持續(xù)時間最長、規(guī)模最大、犧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爭，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斗爭。

　　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胡永恒指出，紀念抗戰(zhàn)勝利對中國人有特殊的意義。

　　“抗日戰(zhàn)爭的勝利使中國不僅避免了亡國的危險，同時崛起成為大國，是中華民族從衰敗走向復興的偉大轉折。”胡永恒說。

　　中國社科院發(fā)表在《求是》上的一篇文章說，抗日戰(zhàn)爭勝利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偉大勝利，它激勵著一代又一代中華兒女為祖國發(fā)展繁榮而不懈奮斗。

　　2015年9月3日，中國人民抗日戰(zhàn)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(zhàn)爭勝利70周年紀念大會在北京隆重舉行。這是抗戰(zhàn)老兵乘車方隊通過天安門廣場。新華社記者申宏攝

　　2015年9月3日，在新中國成立后首次以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(zhàn)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(zhàn)爭勝利為主題的閱兵中，景蕾的外公作為老兵代表在天安門廣場接受檢閱。

　　在長篇小說《我們的外公外婆》中，景蕾描繪了戰(zhàn)爭年代的人們難以想象的今天：一日三餐有多種選擇，衣櫥里掛滿穿不過來的衣服，在冬有暖氣、夏有空調的舒適房間里，孩子們安心讀書。

　　她說，這些尋常的幸福，正是一個國家足夠強大、社會足夠穩(wěn)定才能給予的。

　　在以中國式現(xiàn)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上，面對新挑戰(zhàn)，紀念抗戰(zhàn)勝利有著現(xiàn)實意義。

　　“苦干精神是中國人的民族精神，在任何時代、對任何人都有用。”張煉紅說，“一定要看到，只要奮斗和努力，是可以跨過艱難時刻的。”

　　凝聚人類的正義力量

　　74歲的小林陽吉近年來一直記錄和傳播“日本八路”的故事。他的父親小林清曾是侵華日軍士兵，被八路軍俘虜后送往延安學習，最終投身反戰(zhàn)，與中國士兵并肩作戰(zhàn)。

　　“作為日本人，最終選擇參加中國的抗日戰(zhàn)爭，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幫助我實現(xiàn)了思想的深刻轉變，認識到日本發(fā)動的侵略戰(zhàn)爭的非正義性。”父親曾對他說。

　　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發(fā)動的侵略戰(zhàn)爭，給歐亞及其他地區(qū)的許多民族帶來人類歷史上空前的災難浩劫。

　　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;9月2日，正式簽署投降書。中國人民抗日戰(zhàn)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(zhàn)爭，以正義的勝利宣告結束。

　　在那場關乎人類命運的戰(zhàn)爭中，許多外國人與中國人并肩作戰(zhàn)，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，站在正義和進步的一邊。

　　延安清涼山上，至今還保存著80多年前使用的氣象觀測設備和數(shù)據(jù)，見證了中美在抗戰(zhàn)期間的合作。

　　1945年8月，周恩來(左一)同毛澤東(右二)、張治中、赫爾利在駐延安美軍觀察組住處前合影。新華社發(fā)

　　抗戰(zhàn)后期，美國空軍動用稱為“超級空中堡壘”的B-29轟炸機，對日本本土以及華北、華東的日軍據(jù)點進行轟炸。為保障飛行安全，美方迫切需要在中共領導的抗日根據(jù)地建立氣象觀測站。1944年，美軍觀察組成員抵達延安，建立了氣象臺。

　　延安氣象臺的工作人員楊帆說：“美軍帶來氣象儀器，還指導我們學習使用。”八路軍的學員被分配到陜甘寧邊區(qū)和晉冀魯豫等根據(jù)地，建立起6個氣象觀測站，有力支援了美軍作戰(zhàn)行動。

　　延安中學的校園內至今保留著當年美軍觀察組居住過的窯洞。窯洞內地面鋪上了灰磚，外面設有木柱組成的走廊，是當年全延安最“豪華”的窯洞賓館。

　　陜西延安干部學院科研部部長劉凡超說：“美國在與中國的合作中，看到了中國共產黨的巨大力量。”

　　2003年3月，史迪威將軍的外孫約翰·伊斯特布魯克來到“史迪威公路終點站”——昆明碧雞牌坊。新華社發(fā)

　　20世紀40年代初，約瑟夫·史迪威出任同盟國中國戰(zhàn)區(qū)參謀長、中緬印戰(zhàn)區(qū)美國部隊最高司令官等職，與中國軍民并肩戰(zhàn)斗，推動修建了被稱為“抗日生命線”的史迪威公路。

　　為緬懷這位美國將軍，重慶市政府對其舊居進行修繕，并建立博物館。

　　2023年8月8日，嘉賓在史迪威將軍生平圖片展上參觀。新華社記者王全超攝

　　史迪威的外孫約翰·伊斯特布魯克多次來中國。他說，美中兩國人民有許多共同點，尤其是對和平生活的向往。

　　“二戰(zhàn)期間美中兩國人民的友誼，理應被銘記，并成為今天增進友誼與理解的基礎。”他在接受新華社專訪時說。

　　今年是二戰(zhàn)勝利80周年，也是聯(lián)合國成立80周年。

　　80年前那場勝利，不僅改寫了中國的命運，也重塑了世界格局。

　　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(zhàn)略研究院大國關系研究室主任鐘飛騰說，人類再次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，紀念這場勝利，就是要明確對戰(zhàn)爭的態(tài)度。

　　“戰(zhàn)爭對人類社會造成的破壞極其巨大。唯有以協(xié)商合作化解分歧、以和平共處取代沖突，才能推動人類社會的共同發(fā)展。”他說。(記者韓松 程露 白旭 周思宇)